故事
花邪，花秀，微瓶邪，短篇清水,霍秀秀第一人称
不知怎么的，也许是秋季来了，叶子落了，四处清净了，总有些过往纷繁的画面时不时地显现于脑海中。就着那些纷繁的画面思索下去，竟也度过了一整个下午。也许真的是人老了，一坐定下来就止不住地想追溯那些青葱岁月，又或者说，纷乱的岁月。
生于乱世便注定要经受生活在平静年代的人们无法理解的苦痛，无论贫富贵贱，都逃不过时代的冲击和命运的作弄。侄子年少时曾问过我，那是乱成了什么样子才让人生不得也死不能？我说，大约是一个人本能地欲求生，当他决定赴死时，却有人希望他活着，他便带着这份念想活了下去，然而也痛苦了一生。他复又追问，那到底是乱成什么样呢?我摇摇头道，一时半会儿说不清。
我想，每个人的过去都不是能够轻易提起的，特别是那些沉重的时日。更何况，自己也不知要从何说起。可今日兴许是触景生情，我想将那些断断续续、走马观花般闪过眼前的记忆落于纸上，这样能使我安心不少。
最先映入我眼帘的，是一颗老榕树。日光细碎地落于树底下三个孩子的肩头，随着他们的一举一动跃动频频。三个孩子聚作一团，欢声笑语自那一团里迸发出来，纷纷扬扬，像是充盈了整个初夏。其中一位面容秀丽，眼里总含着笑意的女孩端正地坐着，在她身后的男孩为她梳着发辫，一旁的另一个女孩偶尔帮着将男孩不小心遗漏下的发丝拢到那个女孩的耳后。女孩名作解语花，男孩唤作吴邪，而另一个女孩正是儿时的我。我们仨一同在长沙长大，自小形影不离，直至我与花姐离开随家人迁回北平才有了首次分别。三人里数我年纪最小，其次是大我五个月的花姐，最年长的是吴邪哥哥。我们岁数相差不大，加上祖父母一辈是世交，自然容易相处。那时的我们确乎是“同居长干里，三小无嫌猜”。年少不识愁滋味，多年后我是如此庆幸，我们原来也曾拥有过这般纯粹快乐的光景。
我们三人之间的关系在现在看来并不光彩，即便在我们那个时代也容易让人诟病，所以我们至始至终都达成默契一般，谁也不曾挑明我们之间的关系，至于我，更不知要如何去界定。用现代话讲，我们之间可以用“三角恋”一词去说明，却也远远不足以说明我们的感情。花姐喜欢吴邪哥哥，我是早就清楚的。他对吴邪哥哥的喜欢是朝夕相处间逐渐奠基起来的，并且直至临终，这份爱都未曾停止过。如今社会主流并不接受得了同性间的爱，我们的年代也将这作精神疾病来看待，可在我看来，爱无关乎性别，至少在花姐身上我看到了这一点，这一点我从来深信不疑。花姐的真名为解雨臣，解语花是他学戏期间师傅给他取的艺名，花姐年幼时确实像极了女孩，他自己也一度以为自己是女儿身。自从长沙一别，花姐便惦记着再见吴邪。分别那日，我们三人相约见于北平清华园，花姐为了这个约，放弃了他原本富于兴趣的戏曲，一心投入到课业当中。而与他一同成年的我，不知何时悄然无声的对他萌出了别样的心思来。那些心思，由他为我买糖葫芦、替我梳发辫、背着崴伤脚的我回家的总总事间，如清晨绽开的紫丁香发出的幽幽气息，渐渐地扩散开来，一发不可收拾。那时的我顿时就明白了花姐为什么会中意吴邪。
我和花姐去清华园的前一年，日本人攻陷东北，家里人认为北平危在旦夕，思忖着是否要南迁。然而北平一年内安然无恙，南迁一事便被暂时搁置了。花姐那段时间还担心日本人攻入北平，我们就无法赴约了。我还开玩笑说，吴邪哥哥娶不得你，花姐可以考虑娶我啊。他只是笑了笑，说我是个傻丫头。
进入清华园不久，我与花姐就在校内的林荫道上同吴邪迎面相遇了。久别重逢的我们于树荫下交谈了许久，吴邪哥哥还是和从前一样有点木纳，然而做起事来精明了不少，而且十分善于交际。大多数时间都是花姐和吴邪谈话，我的目光则在他们俩之间流连。花姐望着吴邪的视线从始至终都未离开过，那双眼里难得闪烁着光芒，耀眼得刺目。
我们三人分属不同的科系，吴邪在历史系，花姐去了中文系，我则是西洋语系。在清华园生活的日子里，我们三人像是回到了儿时，课堂之外只要是三人闲暇便聚在一起，时则在林荫道，时则在荷花池旁，时则在工字厅，谈谈近来的见闻，进行学术争论，系里见过我们仨的同学皆戏称我们为“岁寒三友”。吴邪听闻后便笑了，说：“这不是挺好嘛，夸我们高风亮节呢！”
后来三人聚会，吴邪时常会提起他系里的一个同学张起灵，听说是他们系里的高材生，而且长相俊秀，不少慕名见过他的女生都这么表示。后来我自己亲眼见到时也十分认同她们的看法，只是没想到除了花姐和吴邪哥哥，竟还有这么漂亮的人。也许是吴邪提及张起灵的次数多了，花姐似乎是觉察了什么，当吴邪打算说起张起灵时，花姐总会打断他，借此转移话题。我能够明显感觉到两人的僵持，却无法做些什么。毕竟感情一事，任谁也插不了手。
大约是在两人关系有些疏远的两年后的一个午后，花姐说要出学校一趟，还未说清原由便匆匆离去了。我怕他是家中出事瞒着我，便隔着一段距离偷偷跟在他身后欲探究竟。最终我见他进了一家茶馆，我猜测他大概是要约见什么人。站在茶馆对边的铺子里，方欲转身，余光里便瞥见另一个熟悉的身影——是张起灵。不知为何，我异常肯定花姐约见的人就是他。看来花姐确实是想摊开来说清楚了。我知道花姐素来做事都有分寸，但是面对吴邪的事，我很难保证花姐还能保持镇静。我急忙跟上楼去，选了花姐那桌斜对面的位置，背对着他们坐下。这时的客人仍是比较多的，花姐轻易发现不了我。嘈杂声不断，我只能竖起耳朵听着花姐他们的对话。
“我也不多说什么，只问你一个问题，你接不接受吴邪？”花姐的话音传入耳内。
张起灵似乎沉默了很久，没给出任何答复。
“我给你两个选择，要么接受他，好生待他，要么离开他，越远越好。”张起灵那边仍旧迟迟未有回音，一阵脚步声响起，张起灵便似疾风一般从我身边经过，最终消失在楼梯口。
我寻了一个合适的时机溜出茶馆，回到对边的铺子里，等花姐从里边出来后，才跟在他后头回了清华园。几近一周时间，花姐看起来十分沉郁，走在他身边，总觉着天就要飘起雨来。
花姐与吴邪今生最后一次长谈的那天却是真的下起了雨，他们站在荷花池边淋着雨，两厢静默。我撑着伞冲入雨幕，将伞置于我们三人头顶，就如我们在长沙时，三个人披着一块麻布在雨里奔跑归家一般。吴邪见了我，朝我笑了笑，道：“我要走了。”
“去哪儿？”我急忙问他。
“去参军。”
“为什么？”
“去追一个人。”
我恍然间明白了吴邪的意思，便没再追问下去。花姐站在一旁一句话也未说，也许在我到来以前已经说完了。
吴邪提着行李离开清华园那天，我和花姐送他去火车站。离开以前，吴邪提议让我们逐个同他拥抱一下，我和吴邪哥哥抱了一会儿便分开了。轮到花姐时，花姐拒绝了，他说，等吴邪哥哥参军回来再以拥抱迎接他。最后他们相互握了握手以示作别。火车缓缓往前驶去，吴邪在车窗后与我们挥手告别，那时他的笑真诚纯粹，从此成为我记忆中最后的有关于他的影像。
第二次与吴邪分别后，没过几年，北平沦陷。抗战爆发前，我和花姐已经去了美国，国内的消息传来当天，花姐在阳台边坐了一下午。他在担心吴邪，我亦然，同时还担心着在北平的家人。
八年时间里，世界乱了，美国最终也宣布参战，蒋夫人也曾来美演讲宣传抗日，生活在美国的华侨也在想各种办法支援国内抗战，花姐也在其列。无论是出于私心，还是真的出于对祖国的热枕，已经不重要了，既然吴邪在为国抗争，那么花姐就一定会为他的理想做点什么。
抗战胜利后，花姐便匆匆办理了回国的手续。我们一起回到了阔别已久的中国，赶往重庆。之前曾收到家里寄来的信，祖母说当时为了逃难去了重庆，如今还未搬回北平。花姐见过家里人后，迅速联络在政府里和军中的朋友寻找吴邪的下落。
大约是在那年年底，花姐获知了吴邪已于长沙会战期间牺牲的消息。花姐进门时，手里头拿着一个小方盒。他颤颤微微地跌坐在沙发上，迟迟没有打开盒子，仅仅是盯着它看，仿佛要将之洞穿。
他思虑了很长一段时间，终于才伸出手去，揭开盒盖。小小的盒子里，安放着一枚他在吴邪十八岁生日那天送给吴邪的怀表，和压在怀表底下已然泛黄的纸页。
花姐像是受了惊吓的猫一样，快速抽出怀表下的那张纸，却又小心翼翼地展开来看。那上边，赫然是许多年前在长沙时，吴邪亲手写下的婚书，“吴邪”和“解语花”工工整整地嵌在婚书的左侧一列。瘦金体虽没有吴邪在清华园时写的成熟，却含着吴邪特有的韵味。儿时我总缠着花姐和吴邪作娶新娘的游戏，花姐做新娘，我做丫鬟，吴邪当新郎官。那时吴邪帮花姐梳妆，当他神情认真地将一朵小小的白花插入花姐的鬓发间时，我曾真的以为是丈夫在为心爱的妻子打扮一般。
花姐将自己封在房间里一天一夜，他从房间走出来时，眼睛红肿，脸上泛着青色的胡须，全无了往日的清爽形象。见他这般模样，我也跟着鼻尖泛酸，掉出眼泪来。积攒了一天一夜的悲痛终于如巨大的海潮拍上岸堤，阵阵袭来。我抱住花姐，两个人相拥着齐齐嚎哭不止。
日本侵略者被赶走，接着就轮到自己人的战争了。在国军退去台湾以前，我和花姐及家人为了安定的生活而迁往香港。尔后又去了台湾，一呆就是四十几年。
安居在台湾后，我和花姐住在一处。我到了一家报社当编辑，花姐仍旧经商，平日里看我带回去的报纸，最关注的便是两岸时事。这么些年来，花姐一天接一天地盼着回长沙，却也一天接一天地感到无望。年纪轻时，邻里家里常问我和花姐：你们打算何时成婚?我们只是笑了笑不作声。其中缘由，只有我们彼此心知肚明。直到花姐离开，花姐依旧未娶，我也依旧未嫁。能看着他走到白头，于我而言已是今世今生最大的福分了，我也从未想奢求他能接受我。
花姐临走前一天，精神尚佳，只是无法下床走动。他突然要求我推轮椅带他到医院外边的小花园里走走。我同他的医生说明了情况，毫不犹豫地带他远离封闭他近半年的白色病房，去感受春季和煦的阳光。大致是走到花坛边，他开口问我，我们认识多少年了？我想了想，回答道，七十年了吧。他弯了弯嘴角说，原来已经过去这么多年。沉默良久，他复又开口道：“我欠你一个婚礼。”我浑身一震，一时竟不知怎么接话，不知所措地站在推着他的轮椅后。他回过头来朝我笑了笑：“我只能下辈子再补偿给你了，秀丫头。”话音方落，泪水不知何时便漫上了我的眼眶，湿了眼角，一时间竟哭成了泪人。
第二天他走了，悄无声息地未与任何人告别就那样匆匆地去了。
过了几年，两岸互通，允许大陆亲属回乡探亲。其实大陆那边已经没有我的什么亲戚朋友了，然而为了实现花姐的遗愿，我无论如何都需回去一趟。我也想回去看看，我和花姐、吴邪一同成长的长沙，究竟变成了什么模样。小侄子陪我回了大陆，几十年了，长沙究竟还是变了样子。过去的那些大宅院已所剩无几，取而代之的是有几层高的居民楼，原来我们喜爱来回跑动的小巷也不见了踪影，我和侄子兜兜转转才寻到当年的那棵老榕树。所有的情境都改了，唯有这棵树仍像一位跨世纪的老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伫立在此地，见证着时代的变迁。至今，这位老者仍用他如盖的树荫为底下嬉戏的孩子遮挡烈日，承载风雨，我不由地生出了些许感动。侄子扶着我走到了树底下，恍惚间又像是见到了三个年纪一般大的孩子聚作一团，欢声笑语近在耳旁。侄子按我的吩咐在树旁挖了一个小坑洞，正准备接过我手上的旧盒子时，我阻止了他，我说，让我来吧。随后他扶着我慢慢蹲下，陪着我埋下了这个盒子，那年花姐带回来的四四方方、装着怀表与婚书的小盒子。
来此之前，我怀抱着花姐的骨灰盒到了湘江边，将其倾入湘江中。望着奔流而去的湘江水，我忆起花姐曾说，待他死后将他的骨灰撒入湘江，他就能离吴邪又近些了。
不知何时一阵疾风吹来，树叶交错摩擦发出“刷刷”声响，像是谁的回应。我笑了笑，让侄子扶我起身，默默离开了这片载满回忆的场所。
无论如何，一切都将重新开始，我也将继续走下去。直至尽头。
